20世纪初，杨宪益与戴乃迭的故事悄然在中英两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段起源于牛津大学的跨国恋情，起初只是两个年轻人因对中国文化的共同热爱而相遇，然而，却在岁月的沉淀中转化为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杨宪益，一位才子，戴乃迭，一位英国女孩，他们的相识和相知，跨越了文化差异，挑战了家庭偏见，也经历了无数的生活困境。
戴乃迭的母亲，从一开始便强烈反对女儿与中国人结婚。她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偏见，认为那个遥远的国度脏乱差，且中国人没有礼仪、没有教养。她甚至诅咒女儿和杨宪益的孩子最终会死于非命，认为这是一种对她反叛母亲意愿的惩罚。即便如此，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依然坚定，两人决定共同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翻译事业，尽管生活贫困，工作艰辛，甚至在失去独子后，他们的爱情依旧屹立不倒。
展开剩余83%1919年，戴乃迭在北京诞生，父母都是英国人。由于工作原因，戴乃迭在七岁之前的生活几乎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七岁那年，父母调动工作，带着她返回了遥远的英国。然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没有因此减退，反而在与中国的距离拉开后愈发加深。戴乃迭勤奋好学，并最终进入了牛津大学深造。
正是在牛津大学，戴乃迭遇见了杨宪益。杨宪益，出生于1915年，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士琦的独子。自小受到溺爱，家庭环境使得他在性格上带有些许纨绔气息，但他的聪颖与天赋却在学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语言学领域，他展现了出色的天赋，令父母为之骄傲。杨宪益很早便显示出对知识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古典语言，他的学习进展远超同龄人。
然而命运却未让杨宪益平稳成长。年幼时父亲因病去世，家中的支柱突然倒塌。尽管如此，杨家富有的经济条件依旧未让杨宪益的生活有所改变，他仍能专心追求学术梦想。令人惊讶的是，年仅21岁的杨宪益在短短五个月内就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虽然这两门语言对其他人来说需要多年才可精通，但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这两种语言的高手。
后来，杨宪益如愿考入了牛津大学。虽然由于他过于放浪不羁的个性，学校决定让他晚一年入学，但他并未因此感到失落，反而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世界，汲取更多的文化灵感。最终进入牛津后，杨宪益将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文，他的作品不但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还使他成为了校内的风云人物。
在这期间，戴乃迭对杨宪益的才华深感钦佩，频繁与他探讨学术问题。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志趣相投的关系迅速发展为爱情。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戴乃迭母亲的极力反对。塞琳娜坚决不愿接受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为威胁，逼迫戴乃迭放弃这段爱情。尽管如此，戴乃迭依然坚定自己的选择，毅然与杨宪益结婚，并选择放弃英国安稳的生活，跟随丈夫回到中国。
这一决定，显得极为冒险。在动荡的战时中国，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确实，他们回国的路途充满了挑战，先是在香港因资金不足而不得不卖掉部分行李，接着又历经多次波折，才最终抵达了重庆。1941年，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简单但庄重的婚礼，随后在中央大学泊溪分校开始了他们的教学和翻译工作。
婚后，尽管戴乃迭常常受皮肤病和疟疾困扰，但她从不向命运低头。她坚韧地陪伴在丈夫身旁，并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尽管身心疲惫，但她没有丝毫抱怨。两人共育有一儿两女，给儿子取名“烨”，寓意光明与希望。即便在艰苦的生活中，戴乃迭仍坚持每天背着婴儿进入教室，从不依赖他人，亲力亲为。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翻译工作逐渐进入正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1952年，亚太平洋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们夫妻俩受邀参与翻译工作，翻译的质量得到了高度评价。此后，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及现代文学作品，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在1968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夫妻俩因外国人身份和频繁与外国接触的背景，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尽管这一指控完全无依据，但他们依然深受影响，甚至遭遇了不公的审查与拘禁。四年后，杨宪益与戴乃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杨烨，孩子的死让戴乃迭痛不欲生，也让她再度回忆起母亲的诅咒。尽管最终调查证明这些指控完全是谣言，但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受到了深重打击。
戴乃迭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尽管记忆逐渐模糊，她仍能清楚地记得杨宪益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两人曾在困苦中坚持翻译事业，因为他们深知，这是他们的使命，承载着文化交流的重任。直到1999年，戴乃迭因病离世，而杨宪益也在痛失爱妻后选择与世隔绝，拒绝了所有邀请与合作。杨宪益说：“我不想单独留下我的名字，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2009年，杨宪益在沉寂中离世，终于与他深深爱着的妻子重逢。戴乃迭的回忆录中提到，尽管她曾深受母亲的预言所困扰，但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故事，被后人传颂为跨越国界与时光的传奇，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爱情书写了伟大的篇章，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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